姚平：自您1975年第一次访问中国至今已快有四十年了，您认为这些年来在中国做研究方面有什么变化？中国的历史学界有什么变化?

贺萧：在搜集资料上有变化，总体来说更容易了（当然让人泄气的例外也是有）。此外，与中国学者和研究生（后备学者）的交叉对话比以前远为频繁。此外，被认为适宜的历史研究的课题也大大扩充了。举一个我自己的经验的小例子吧，当我刚开始研究20世纪早期的上海娼妓时，好多人对这个课题感到不可理解或不舒服——性服务还会有一个值得追溯的历史？现在没有人会问这类问题。

姚平：在《中国的女性气质/中国的男性气质》中，编者包苏珊(Susan Brownell)和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倡议探讨社会性别在区域认同和地方认同形成中的角色，您在《漫长的20世纪中的中国妇女》中也讨论一些这方面的尝试。您对更为广泛地做这个研究有何设想?

贺萧：这事实上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都意识到中国内部各地间的差异很大，但是我们上课时教的还是“中国”，似乎这个概念没什么错。当然，我们很难想象除此之外我们能怎么教课——如果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地理、帝国或（更为近代的）国家的标识，我们的教学大纲会成什么样？

不过，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在地方形塑和区域创建的过程中所蕴含的各种运作，而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性别的运作。比如说，地方志中的《列女》部分就是在不断地反复刻画着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以超越帝国的空间跨度，无惧各种本土乡俗和区域差异，甚至超越时代变迁。更晚近一点，全国女劳模的形象也正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继续沿用“中国”和“社会性别”这类范畴的同时，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范畴是固若金汤、一成不变的。

姚平：您曾提到现代中国妇女史领域中的 “失语”（silence），如民国时期的非革命(non-revolutionary)女性、1990年以前的农村妇女等。您认为前现代中国妇女研究中的沉寂（抑或是有潜力的）课题是什么?

贺萧：在这方面我真是没有什么智慧箴言可以提供。我对研究前现代史的学者们的足智多谋充满敬意——他们要超越那么大的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然后再从史料断片(fragments)中构建出一个历史记述。他们向我们显示, 断片零章也可以多种多样——这些史料充满了体现妇女生活（主要是上层妇女但并不绝对如此）的法令、规章、案例判决、女性以及她们的家属撰写的家族写作(family writings)、文学创作、以及物质器物（material artifacts）。但是，也正如我在做更近期的农村妇女研究所面临的那样，他们的研究也受制于文字材料的状况。

姚平：您与王政合著的《中国历史：一个社会性别分析的有用范畴》一文强调了西方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间在接受和塑造有关社会性别的观点方面的不同。你们认为，在中国出版的社会性别史将会有它自己的框架，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主流实践将是一个挑战，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对深受司各特理论影响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行反思的机会。能不能向我们的读者进一步阐述一下你们的想法?

贺萧：在欧美，社会性别研究是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它是与一个草根政治运动以及一个特殊的时刻连接在一起的。在学术界，它又为关注那些此前被忽略或视为无足轻重的研究课题提供了一个途径。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一直在与欧美的学术圈对话——有时候他们会指出一些在诸如美国史之类的研究中所觉察不到的以中国为出发点的问题；有时候他们也会提醒其他历史学家，在某个时空（如19世纪美国）被认为是“自然”的事可能会在另一个时空（如19世纪中国）被看成是完全陌生的,虽然这两个地方因为全球化的过程而有所交往(中国和美国在19世纪正是如此)。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学者对西方世界的理论和历史研究一定会比欧美学者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了解得更深；他们往往已经处在一个多重优势的位置。但同时，他们自身又受制于他们的所在地——他们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老一套的官方化的“妇女问题”的基础上，同时又必须显示出与这些老套研究的不同，以使自己在中国的学术界有立身之地，他们必须强调历史的某些部分是与当代中国有关联的，同时还必须辨明在政治斗争中社会性别研究可以做出什么贡献。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在创立一个活跃的地方对话(local conversation)和重要的比较这一意义上具有极大的潜力。

姚平：在您最近发表的《社会性别之屋中的不安》一文中，您提出女性主义学者不要闭居于 “社会性别之屋”（the house of gender）,取而代之地，应该将社会性别当作一个攀岩途中的踏足点或把手，以助于探险者勘测陌生地带。这个比喻太精彩了！您能不能在如何以这种方式来做研究方面给年轻的女性主义学者更多的指点?

贺萧：其实我觉得年轻女性主义学者已经在这么做了。与我们相比，她们较少去考虑如何创建一个女性主义学术, 而更倾向于将社会性别分析并列地运用在性（sexuality）、环境问题（environmental concerns）、非人类世界（the nonhuman world）以及其他新兴课题中。她们会找到自己的踏足点和把手。我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她们。

姚平：《在失意的季节阅读IACS》成文于2009年，当时正是加州财政裁减最剧、加州公立大学危机最深之际。去年，加州通过了30号提案,教育资金有所增加，您希望这会给加州的公立学校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您希望看到美国或者全世界的学术界有哪些变化?

贺萧：在美国，我们一直在为公立大学的命运而作一系列的奋争。我校今年的财政减缩没有2009年那么糟（不过，减缩还没有停止），但真正的问题是：民众愿意在公立大学、医疗保护，以及其它一些公共设施上投资，还是要在使用者付费、私人捐助、院外研究资金、极为有限的政府资助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在过去几十年里，公共教育为公民提供资源和机会的功能大受冲击，这在2008年经济崩溃后最为明显。这个趋势将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民族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社会成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意味深长（但并不有趣）的是，在我自己的单位会有这么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